留守儿童长期处于和自己的父母分居两地的状态中，他们对良好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的依赖性就更强，如果不能获得情感依恋对象的接受，那么问题行为就可能发生。然而，留守儿童的社会联结常常遭遇多重断裂。

亲情需求遭遇父母漠视

“亲情空洞”是造成留守儿童烦乱、迷茫、冷漠甚至仇视的重要原因。长时间分离及沟通不畅使外出打工的父母与留守的孩子之间缺乏充足的情感交流，亲子关系淡漠。研究显示，空间距离并不是造成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的必然因素，有许多外出父母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每天保持着和孩子们的沟通，亲情没有因为距离的原因受到影响。但部分外出务工父母对孩子的亲情需求反应淡漠，对孩子的诉说不耐烦，无暇顾及孩子的所思所想。亲子互动的缺乏、父母关爱的不足使留守儿童感到对生活缺乏“控制力”：遭遇性侵的两姐妹多次向父母隐晦求助而父母却没有察觉，导致侵害他们的人变本加厉；年幼的哥哥因为无力照顾更年幼的弟妹而选择一起自杀；孩子遭遇临时监护人的虐待，家长得知却“眼不见心不烦”，最终孩子被虐待致死……排除这些恶性事件，父母长时间不和孩子沟通，无论孩子如何恳求仍不能为孩子多延迟一天的行程，甚至过年也不返乡和孩子团聚却是平常所见。每到春节过后，媒体总会报道一些孩子因恳求离家父母留下未果而恸哭的场景。孩子们的哀求却留不下他们最爱的父母，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和无助，这种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使他们产生了挫败感和失控感。

亲和需求遭遇同伴拒绝

作为群体性动物，人类有亲和的需求，儿童更愿意和同伴共处并获得认可。同伴之间彼此陪伴、彼此安慰可以使留守儿童得到温暖，收获部分安全感，感受到外界对自己的善意。然而不是所有留守儿童的亲和需求都能够得到同伴的积极回应，如果因其成绩差、卫生条件差或其他原因而遭遇同伴群体的拒绝，他们也将受到相较于成人遇到同样状况而产生的更大伤害，更容易陷入人际焦虑和孤独，对自己的存在价值进行否定的评价。“同伴拒绝是对抗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早期的同伴拒绝能显著正向预测后期的对抗行为。”留守儿童中“被排斥的坏孩子”或边缘自我沉迷网络或结伴横行。他们结成或依附非主流的“小团体”，依靠暴力获得别人的“尊重”。他们抽烟、酗酒、流连网吧，因为开销过大，出现偷盗抢劫等恶劣行为，而比自己更弱小的孩子则成为他们攻击、胁迫和“立威”的对象。发生在留守儿童周围的校园欺凌行为，通常是“小团体”行为，不论是有明确对象的敌对性攻击行为还是没有明确对象的工具性攻击行为。

关爱需求遭遇教师误读

留守儿童爱闯祸，总是给教师惹麻烦，但教师们可能没有想到，爱闯祸的孩子也许正是为了赢得教师的更多关注才这样做的。校园生活是留守儿童生活的大部分，教师是留守儿童日常关系最密切的人，是他们互动性的重要他人。但是农村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待遇偏低，教师们常常顾得上教学就顾不上教育，留守儿童校外生活环境复杂，教师往往只看到成绩的浮动，而顾不上分析成绩浮动的原因。由于学生较多，教师无法关注每一个留守儿童的关爱需求，有时甚至把关爱需求当作捣乱。由于教师对留守儿童关爱需求的误读，他们被贴上了问题学生的标签，失望之余与教师渐行渐远，网络交流日渐成为他们的“精神保姆”。他们把自己身上的违规行为当作“勇敢”，不服从教师管教，行为散漫，挑战校规校纪。由于得不到教师的关心和期望，部分留守儿童给自己的学业和未来画上了大大的省略号，他们厌学、弃学，对通过学习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不抱希望。当留守儿童远离父母且得不到来自亲人的情感慰藉，没有同伴的支持，又不被教师关爱的时候，也许流淌在他们心中最深切的感受便是“无回应处即绝境”。

生命不仅有长度而且有重量。生命的重量不仅来自自身，而且来自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人们过高地估计了童年孤独与磨难对儿童成长的意义，缺少父母陪伴和庇护的留守儿童相较于其他儿童更脆弱和敏感，行为更易失范，他们不能给生命应有之重，轻视自己，对未来更少预期。

内心价值感低下诱发自我伤害

贵州毕节留守兄妹四人喝农药自杀、安徽9岁男孩自缢、云南镇雄少年自杀……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很多没有被关注的自残的留守儿童。这些伤害自己的过激行为背后是对生活的失控。心理学研究表明，挫败感会使人们产生愤怒的情绪，而愤怒是攻击的情绪准备状态。当他们用哭喊来挽留父母无效、渴望同伴接纳被拒、亲近教师被误解时，转而否定和伤害自己来使愤怒的情绪平复下来，因为“我是多余的”！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依恋是传递父母的关心和期望的桥梁，如果儿童与父母关系疏远，其就不可能感到自己是值得珍爱的，进而内心价值感降低。感情依恋是所有社会联结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一个人如果与其他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则能够学会尊重、认可他人，并学会有期待地生活。反之，则会出现破坏性行为。陷入多重社会联结断裂的留守儿童不再对生活抱有希望，对父母、教师和伙伴不再有依恋，不再给生命应有的重量，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或侵犯、或忽视、或厌弃。

参照群体失真影响目标投入

目标投入是指个人对社会主流行为投入的时间、物力和财力。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出现过激行为前会考虑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在从事过激行为的时候，会计算自身的得失。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失控所导致的消沉可能会影响生活的其他方面，在其他事情上个体也会放弃自己应有的努力，甚至将可控制的事件误认为是不能控制的。大量关于留守儿童受侵害的报道，不仅没有提升留守儿童的福祉，相反使他们陷入习得性无助。观察学习是行为获得的主要途径，一批又一批的留守儿童长大，他们中的大多数走上了与父母相同的道路——早婚、早育、进城务工。“读书无用论”悄然滋长，部分农民工对孩子的学业没任何要求，顺其自然，一旦孩子不读书了，就会尽快带他们出门打工。既然“读书无用”，那么在该读书的年纪就只会无所事事，即便身在学校也无心向学，扰乱学校秩序也就不难理解。参照群体失真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学习目标投入，在学校中成为学业的失败者，他们在成长中再次受挫，问题行为发生的概率增加。

常规参与不足导致社会知觉偏差

父母淡漠、同伴排斥、教师厌弃使留守儿童中的大量学困生常规参与不足。除了家庭生活因原生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卷入不足之外，学校的日常生活参与度和社会的公益活动参与度也直接影响着留守儿童的社会知觉。为减少意外伤害风险，农村学校很少组织出游或大型活动。学校生活枯燥，课业难度的增加导致部分留守儿童陷入“学不会”的无助中，因而在学校的日常生活常常是不愉快的。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首先提出“社会知觉”的概念，即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对人、对己、对群体进行认知的过程，是人对社会刺激物的知觉，人们在知觉事物的时候会受内在价值和需要的影响。留守儿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机会较少，在助人和自助活动方面贡献率较低，他们没有机会从活动中获得自我效能感，在心里打上“被救助”的烙印。为此，他们在生活中通常处于旁观者的地位，缺乏责任感和担当，而这正是“抗逆力”形成的关键。游手好闲是罪恶的温床，工作繁忙限制了犯罪机会。缺乏参与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网络社交平台就成为他们流连的虚拟空间。非主流媒体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夸张的描述，对留守儿童遭遇性侵、虐待等事件泛化式报道，这些被夸大了的负面报道对于缺乏社会认识经验的留守儿童起到负向引导作用，使他们产生社会知觉偏差，把财富看作是阶层划分的唯一标准，崇拜金钱，认为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实现，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照拂，认为人们是冷漠的，不可以信任的，甚至陷入人际恐惧。

“无回应处即绝境”，对留守儿童的扶助应从为他们积极建构社会联结开始。林南把社会支持分为工具性支持或表达性支持两类。工具性支持包括引导协助、有形支持与解决问题的行动等；表达性支持包括心理支持、情绪支持、自尊支持、情感支持和认可等。《教育部等5部门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各项举措为留守儿童提供了积极的工具性支持，与来自父母、教师、同伴的表达性支持则能够共同为留守儿童构建起积极的社会联结，即通过“增权”，在外部环境逐步改善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努力，通过提升抗逆力实现目标，从而实现“助人自助”。

以随迁选择权提升留守儿童的控制力

感情依恋对象缺失是诱发过激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积极心理学提出通过提升“控制力”来应对感情依恋对象的缺失。控制力是指贯穿于个人生活，在与自我有关的生活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力量。这种能力与个体对自我力量的感觉以及在各种情形下个人选择的有效性有关。心理学家认为，个体对其周围环境控制的需要是个体生活所必需的，降低对厌恶结果的控制力会增加个体的心理烦恼和压力，而拥有控制力则会降低个体对威胁性事件的厌恶感。父母必须外出是留守儿童的“厌恶结果”，如果留守儿童能够拥有对父母外出的控制力，那么“父母外出”这一威胁性事件引发的厌恶感就会降低。所以，父母外出前应该征得孩子的理解，并且承诺即使不在一起也不减少对孩子的关心和爱。让孩子可以把父母的“外出”理解为一种“爱”的表现，是父母勤劳、勇敢担当的表现，让孩子在心目中敬爱自己的父母，建立起父母子女之间沟通的桥梁。父母让孩子有权选择是否和自己一起外出，和孩子一起分析随迁与留守的利弊，可以提升孩子对家庭决策的控制感，降低对父母外出务工这一结果的厌恶感，避免产生失落、敌对、愤怒等不良情绪，降低过激行为产生的概率。

以身边正能量激发留守儿童的奋进愿望

留守儿童离家出走、沉迷网络、攻击他人、自杀等过激行为是缺乏面对困难和挫折的勇气的表现。增强和提升留守儿童抗逆力和控制力，让他们做自己人生的主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2017年6月，清华大学回复甘肃贫困残疾考生魏祥的信——《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可以为留守儿童充实心灵，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悲苦，“但万幸的是，你在经历疾病和丧亲之痛后，依然选择了坚强和努力，活成了让我们都尊敬和崇拜的样子”。魏祥是一位自幼重度残疾且失去父亲的孩子，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考取了清华大学，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相较于他，我们谈不上悲苦。学校教师应当把这些榜样植根在留守儿童心中，媒体应当把冰心先生的“爱在左，情在右，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穿花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挥，不觉悲凉”，通过各种方式解释给成长中的儿童来听，使他们懂得我们的留守生活不过是一段成长的历练。媒体应客观描述留守儿童的生活，夸大留守的消极作用和留守儿童身上的问题，容易导致其被“污名化”，不仰视也不俯视，把留守家庭的情与爱、自主与自立传播出来，让留守儿童懂得父母外出的勇气和担当，让留守儿童看到自己的力量和成长。社会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在开展帮扶活动时，要审视自己的发心，避免“不恰当的帮扶”呈现的“虚假关爱”让留守儿童对社会的善意产生怀疑。学校和教师要平等对待留守儿童，既不苛求也不放纵，通过学业进步激励他们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学习中来，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更高的预期，进而减少因空虚和绝望而产生的过激行为冲动。同时，对于留守儿童的关爱程度要适当地把握，少关爱不应该，多了也不可取。对于行为不当、成绩落后的要适当地管教和督促，对于出现的过激行为要尽快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不同性格的留守儿童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不放纵、不苛责。将留守儿童融入整体，不使留守儿童对自身产生特殊的认知。

以亲社会行为助推留守儿童自我欣赏

被他人需要是个体生存的最大动力，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的亲社会行为会回馈行为发出者积极的感觉。亲社会行为的参与可以有效地控制留守儿童过激行为的冲动，变“被救助”为“助人”。一是鼓励他们做留守家庭的“顶梁柱”。诸多重点大学学生在回忆自己的留守生活时，常常引以为豪：我既照顾了年迈的祖辈、年幼的弟妹，又考取了理想的大学，未来没什么困难是我克服不了的。做留守家庭的“顶梁柱”，为外出辛劳的父母保有一个温暖的家，为自己的人生路积聚“抗逆”的力量。因为被需要，因为不恐惧，因为有希望，所以做了留守家庭的“顶梁柱”的儿童用亲社会行为的参与感受到了生活的光亮和生命的温暖。二是引导他们帮助比自己更弱小的同学。为消解原生家庭在留守儿童成长中的弱势性，学校必须适当地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倡导“在集体中，通过集体进行教育”的德育原则，通过接纳、尊重、理解等工作技巧，帮助学生增强自信，发现自己的能力和资源，使每一个学生都以帮助比自己更弱小的同学为荣、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同学为耻，把班集体营造成留守儿童的心灵家园，使“有力量”的留守儿童在班级服务中获得自我效能感、正义感和助人的幸福感。三是激发他们欣赏不断长大的自己。建构积极的社会联结的核心主体是留守儿童自己，欣赏不断长大的自己是自我积极心理干预的主要途径。一方面，通过学习消除无助感可以帮助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形成自身对无助感的心理免疫。如果留守儿童正视自己面临的困难，信任父母、教师、同伴和社会的关爱，相信留守是自己成长的一段历练，那么，在遇到困难时其就能够用努力来摆脱无助。另一方面，“热情”和“冷淡”是影响社会印象形成的核心品质，对于参与者来说，那些预期较好的参与者倾向于更高地评价刺激对象，更热情地与刺激对象展开互动。为此，学校和社会应更多组织适合留守儿童参与，在参与过程中可以获得成就感和控制感的社会活动和教学活动，提升留守儿童的自我效能感。

本文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